作者：河海大学法学院  苏胜利   文章来源：《绿叶》2011年第12期

       由于我国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环境保护正吸引着各个学科的注意。迄今，它早已不仅仅是环境科学的事情，经济学、法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纷纷发展出了与环境问题相关的分支学科，围绕环境问题从各个侧面展开理论研讨，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其中，作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环境社会学为环境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认识角度。陈阿江教授长期以来耕耘在环境社会学领域，围绕水污染问题从社会学的视角发表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论文，进行着独特的探索。他新近出版的《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一书，是从社会文化视角对水污染问题进行的系统解读。
       污染解释与污染治理
       认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要解决水污染问题，首先是认清水污染这一事实，然后，基于这一认识，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实现环境保护的预期目的。认识水污染，便是对水污染的解释。科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学科都给出了自己的解释：科学家眼中的水污染，是物理与化学变化，常常被看作技术问题；经济学家眼中的水污染，被视为“公地悲剧”，归咎于市场失灵、负外部性，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恶果；哲学家眼中的水污染，是人类信仰丧失与理性扩张所必然导致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现代性的后果；政治学家也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认为环境问题是等级社会的逻辑必然，解决环境问题依赖于自由社会的真正来临。
       不可否认，上述认识都有道理，有的还极其深刻。但是，每种观点又都是“片面的深刻”。这些宏观的批判性认识游离于生活之外，顺着这种逻辑去治理污染，往往是激进的“革命式”思路。这种“革命式”的污染治理思路，在当前的环境政策、环境法律上均有体现。反观当前环境治理的现状，我们或许应当对这种思路进行进一步的反思。
       不同于上述思路，陈阿江教授的研究根植于生活之中，怀着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同情，抽丝般地审读着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现实，展现了一个全新的水污染世界。他指出，太湖水污染是社会病，本质是社会问题，治污不能仅仅依赖技术手段，核心是调节人的行为、理顺人的观念。
       水污染的社会文化解释
       陈阿江教授在太湖流域长大，小时候的记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水环境日趋恶化，深深触动了他。从90年代末开始关注水污染问题至今，他的研究成果一直在回答这样一个困惑：水乡的水为什么污染了？与此相伴的另一个困惑是：为什么水污染难以治理？
       关于水污染的发生发展历程，陈阿江教授发现：在传统社会长时段内，太湖流域水域保持着生态平衡的原因，在于农业社会长期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有利于圩田系统的生态平衡，并且，村落的社会规范及村民的道德意识也有效地约束了村民的水污染行动。他特别举例说明了后者。在外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马桶文化”，背后隐藏着水乡当地人熟知的社会规范，这些规范依靠道德约束力得以维系，违反这些用水规范的行为将受到严厉的道德惩罚。对小孩子教育中，培育用水规矩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人们从小就形成一种对用水规矩的内心自律，形成一种村落里的生态伦理，代代相传。但是，这种生态伦理文化却在工业污染的转移过程中遭到了致命的破坏。上海的工业污染物向太湖流域转移，污染物质超过了当地的环境容量，环境开始遭到破坏。这个过程中，人们的行为与观念渐渐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陈阿江教授提出水体“功能层次论”，揭示了问题关键所在。之前，民众的饮用水直接取自河水，河水污染了，民众开始用井水，等井水也有问题了，就开始用自来水。但这同时，用河水干什么呢？污染后，河水不能作为饮用水来源，人们用它来养鱼；污染加重，不能养鱼了，就用来农业灌溉；污染更重，不能灌溉了，就用来洗拖把；后来水臭了，连洗拖把都不行了，那就用来纳污吧……河水，从饮用水源到垃圾堆的变化，就这样发生了。工业污染转移，本来是“外源污染”，最后的结果是导致受害者也成为污染者，成了“内生污染”。陈阿江教授进一步追问，传统社会的水保护者，现在却成了污染者，他们为什么不保护河水呢？原来，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不再完全依赖于水资源过活，水与人们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的伦理文化观念也被“污染”了。
       陈阿江教授并不满足这一对于水污染发生与发展历程的解释，又进一步从社会历史角度切入，剖析这些污染行动背后的社会历史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社会失向。在这里，陈阿江教授跳出了水污染的圈子，而是站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背景下，寻找整个社会的困惑，从“刺字事件”中，他看出了当前中国社会失去了目标，基本价值观、基本规范领域存在着普遍的冲突，挣钱成了生活的最重要任务。如果整个社会都迷失了方向，社会上的多数人也就失去了行动的目标，水污染正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第二个原因是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即法律规定与实践规则的不一致。在污染防治中，法律规定一套，但生活中却并不遵循，而是按照另外一套规则来行动。陈阿江教授将其原因归结为中国社会与西方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即中国社会以协调好人的社会关系为目标，这不同于西方现代文明以效率为目标的“人工设计的巨系统”。第三个原因是人性假定的问题，即市场经济与中国社会的人性善假定不相符。第四个原因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跃进”冲动。陈阿江认为，水污染是非理性社会运动的副产品，而非理性的“大跃进”思想在近现代以来似乎是一种魅影一直阴魂不散。他发现，孙中山有此种思想，建国后这种思想达到极致，而当前仍然有这种思想的痕迹，并反映在一些事件中。而这种“大跃进”的冲动，是我国在面临外部世界的压力情况下，选择了追赶现代化的道路，加之历史文化压力和中国人的特殊心理文化结构，产生的一种社会性焦虑。这被他称为之“次生焦虑”，并被认为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
       在污染的治理过程中，凸显的问题是污染的预防与治理效果不显著，水环境恶化日趋严重。为此，陈阿江教授首先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逐一分析，最后反思了我国的治水范式。
       企业主、技术专家、职能部门、受污染的普通老百姓都是利益相关者。第一，企业主。在生产经营与排污活动中，企业主一定在进行着成本与收益的分析，这种分析是一种理性算计。偷排污水、宁交罚款不停止排污、行贿等手段用来减少交易成本，从企业主角度来看似乎是理性的，但这却被陈阿江称之为“简单理性”，而非真正的理性。正如陈阿江教授所言：“人类理性的本质特征应该与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一致，而此类简单理性是把人类引向毁灭之路。”以“社区―企业”界面来评价企业主的简单理性，就会发现偷排等行为是一种非理性。第二，技术专家。制度设计中，技术专家被设定为独立的主体，监督企业的建设活动，应该是防止水污染发生的一道有效屏障。但在现实中，技术专家的独立性几近丧失。技术专家也是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追求，在缺乏监督的情况下，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为虎作伥，是难免的。第三，职能部门。环保部门作为监督机关，行政国家环境管理权力，应该是“猫”的角色。但是，现实中，“猫和耗子通吃一锅粥”现象严重。依赖污染企业的存在，环保局通过征收排污费实现了“脱贫致富”。这说明，职能部门的部门利益也是水污染防治中的阻碍力量。第四，污染受害者。作为污染受害者的广大民众，自有其生存理性，生活不容易，索性忍了，放弃斗争，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依靠法律手段难以越过专业壁垒、企业的过于强大以及对政府的盲目依赖，使这个受害者群体不得不沉默，那些“为权利而斗争”的少数人，被视作“傻子”、“疯子”。利益相关者的上述行动，使水污染难以治理的原因得以明晰的呈现。
       “环保靠政府”，政府具有治理污染的责任。陈阿江教授最后将目光聚焦在政府治水的策略上来，反思“治水范式”。古今治水，一个是治理水量即防洪抗旱，一个是治理水质即治污，对象与目的不同，但是也存在共通之处。陈阿江归纳的治水范式有“运动范式”、“技术主义范式”、“地方主义范式”。三种范式在当下的污染治理中，都有案例来体现。这三种范式都存在致命不足，不可能解决治水难题，均受到陈阿江教授的批评。
       读者自然会问，陈阿江教授认为应该怎么治理水污染呢？
       本书并没有回答这个提问。陈阿江教授此书致力于从社会文化视角来解释太湖流域水污染，未对如何解决水污染提出对策建议。读者或许会有所失望，但是，笔者会在下文中指明，这正是本书的特色所在。在此，笔者不妨对陈阿江教授的观点进行推断。当我们把陈阿江教授的思考放在广阔的视野中看时，便不能推断其用意。他从民众生活角度切入水污染，这意味着对上述“革命式”污染治理思路的反抗，取而代之的是渐进的治理态度，从细节入手，着重培养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文化意识，将适应现代社会环保需要的社会文化理念植入生活中的普通民众，依此从根本上解决现代社会的环境问题。陈阿江教授近来从事的“人水和谐”的研究，寻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典型个案，试图找到从“人水不谐”到“人水和谐”的转型契机及经验。
       本土解释的追求
       从方法论角度解读陈阿江教授此书，不难发现这些“轻松的笔调、通俗的语言”背后隐藏着为中国环境社会学建功立业的理论抱负。
       陈阿江教授此书在问题的引出、分析过程中，充斥着苏南乡村生活的场景，生活化的语言道出了生活的味道，如同听陈阿江教授讲述自己身边的故事，他本人也认为，这是“缘于生活的学术”。他对于水污染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再到“学科意识”这么一个过程。陈阿江教授的生活与学术之间，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关联。在生活与学术之间穿梭，恰恰也是他的理论研究特色和创新所在。
       当前社会科学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多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西方国家学者根据本国的环境问题的实际，提炼出了他们研究环境问题的思路和范式，依此设计出能够解决本国环境问题的政策法律措施，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环境问题。中国的工业化落后于西方一个时段，环境问题出现稍晚。我国学者在环境问题研究中，借鉴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有意无意地套用西方的研究范式，在此基础上设计出的政策法律措施难免产生让人失望的后果。在法学界、经济学界、社会学界，在法治建设、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中，这都是老问题，但又是正在发生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少有突破。究其原因，在于学者们未能将中国的学术与中国人的生活形成有效的对接，无法形成学术与生活的互释。陈阿江教授关于水污染的研究，似乎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
       陈阿江教授此书中少有我们在其他著作、文章中看到译自西方的学术概念用语，相反，有大量的新鲜词汇，比如外源污染与内生污染、清洁社区与生态社区、社会失向、文本法与实践法的分离、简单理性以及本书的题目“次生焦虑”等等，都是他原创的概念。（需要说明的是，并非陈阿江教授不懂西方那些术语，他曾在美国、日本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学习，西方的那套概念应该早已烂熟于胸。）这些概念来自于鲜活的生活，能够准确指代中国的水污染现实，有的概念已经逐渐被我国学界所接受。
       陈阿江教授在追求中国水污染的本土解释，用本土的概念或者适合于本土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本土的水污染情况，反映中国本土的水污染特点，为中国本土水污染的解决提供一些能用的理论，也避免中国的学术研究落于西方概念的漩涡。比如，西方普遍使用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等概念，本书并没有提及。以“中心”为后缀的表达，在中国其实是找不到对应物的，若为使用此类概念而盲目削足适履式的套用，必然使学者们陷入无止境的无谓争论中，而对于解决中国问题无甚助益。
       另外，陈阿江教授似乎也在另外一个方面有所超越。出于经济利益、学术话语权争夺等多方面的考虑，许多国内学者急于给出解决中国环境问题的对策措施，盲目套用西方的概念和研究范式。结果，大量涌现的是对策性研究。对策性研究固然必要，但倘若尚未搞清楚问题便急匆匆地给出对策，必然是事倍功半。陈阿江教授耐住了这份寂寞，本书从开头到结尾，一直在本本分分进行着“解释”，不急于给出具体的对策措施，学术态度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陈阿江教授头脑依然十分清醒：“中国水污染的本土解释”仅仅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从“解释”到“解决”，还有很长路要走。近来，陈阿江教授正在开展“人水和谐”课题的调查研究，这一课题旨在总结解决中国水污染的“中国经验”，寻找解决中国水污染问题的突破口。我们期待能早日分享他给出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陈阿江：《次生焦虑：太湖流域水污染的社会解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