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由商务印书馆2017年8月出版。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身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作为社会进化论的创立者与达尔文（ Darwin，1809-1882）齐名，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然而，学界（尤其是国内）对斯宾塞的重视程度却无法与其曾享有的盛誉相得益彰。帕森斯（Parsons，1902-1979）曾在其经典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宣告“斯宾塞已死”，断言斯宾塞信奉的“进化”神所导致的“科学理论的进化”杀了他。的确如此，我们不能忘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是如何经由萨姆纳（Sumner，1840-1910）刺激了美国政治思潮中的精英主义，又如何刺激了战前德国政治上的种族主义的；其“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向异质、从战争向和平”这一“适者生存与功能自动调适”的进化/进步预言，最终被两次世界大战置于废墟之中，这使他成为了一名几乎被遗忘的“不名誉”的思想家。然而，我们却不能因其理论本身不欲求的结果而给斯宾塞贴上“庸俗进化论”的标签，弃之不闻；无论我们是赞同他，还是批驳他，都必须回到斯宾塞的理论著作本身。

斯宾塞对自然因果律之普遍有效性的着迷使其专注于理论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其“哲学体系”（A System of Philosophy）计划后来更名为“综合哲学体系”（A System of Synthetic Philosophy）计划，具体包括《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两卷）、《心理学原理》（两卷）、《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三卷）、《伦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thics，两卷）。

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已为学人熟知，然则其中的伦理学说却在《论正义》中才得以连贯阐述。《论正义》是《伦理学原理》的第四部分，是其社会进化论在社会伦理领域的运用。《论正义》与《社会静力学》的结论尽管基本一致——道德法则表达的是完美社会中的完美之人，国家的职责在于防止侵害个人自然权利的不义行为，但是，《论正义》却也体现了其学术观点的转变：首先，放弃了对社会伦理问题的超自然解释，而完全采取进化论的解释；其次，明确了道德伦理的生物学起源。由此，倘若要全面理解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本书应为必须。本书亦能为法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者与实践者提供助益。